隐瞒真相何以成为习惯性动作

■北平客

    日前，记者从成都市政府获悉，发生于四川省崇州市实验小学的因宋内氏志贺菌引起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确诊宋内氏志贺菌致病病例为５７人而非传言中的数百人。但是，媒体此前进行采访，面对数百人在医院检查的人流时，崇州市官员却瞒报真相，坚称只有４５人发病，而且对发病原因避而不答。

    关于瞒报真相的新闻并非首次发生：重大矿难发生后，部分矿主与地方官员瞒报死亡人数；江河污染发生后，地方政府对真相遮遮掩掩；学生中毒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面对媒体的提问讳莫如深。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公共事件，其真相在地方官员手中竟然成为可以拿捏的泥丸，方圆与大小都可以伸缩变化。面对上级主管部门和媒体的监督，有些地方官员面不改色地说谎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性动作，是什么因素是他们敢如此胆大妄为？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讲，地方官员敢于隐瞒真相至少有三个因素：其一，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地方官员期待侥幸逃脱。只要监督不到位，握有公权力者就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公共事件。如此，才能给掌权者带来最大的切身利益。其二，瞒报真相付出的成本不高，刺激地方官员索性一搏。任何人冒险的时候，都会计算可能的收益与付出，握有权力的人也是如此。如果惩罚措施的震慑力不够强大，官员就敢胡乱作为。其三，长官意志在某些地方依然盛行，地方监督体系无法有效干预长官权力的膨胀。这使得地方官员臆想手中的权力可以覆盖一切，可以用其职权统摄下属人员，并以为这样就能够完全封锁消息。

    当然，有关官员漠视公众知情权和信息沟通意识不够，也是地方政府敢于隐瞒真相的重要原因。但是，相对于权力监督而言，这些因素处于次要地位。国家发展的历史与政治学的理论都表明，权力约束机制越健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就越平稳。因为握有公权力的官员在乎的是自己的官位以及由此衍生的切身利益，所以，要想消灭公权力者的瞒报惯性，只有权力监督更加到位，让敢于触犯红线者再也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才可能让这种公然违反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行为得到遏制。毕竟，只有当付出的代价远大于可能的收益时，地方官员才会自觉地收起冒险的意念。
 

2006-9-7 中国经济时报